《神农本草经》简称《本草经》或《本经》，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药物学专著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成书于东汉，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，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的经验积累总结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全书分三卷，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，采用上、中、下三品分类法，上品一百二十种，无毒，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，如人参、甘草、地黄、大枣等，可以久服。中品一百二十种，无毒或有毒，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，如百合、当归、龙眼、鹿茸等；有的能祛邪抗病，如黄连、麻黄、白芷、黄芩等。下品一百二十五种，有毒者多，能祛邪破积，如大黄、乌头、甘遂、巴豆等，不可久服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药物理论，概括记述了“君臣佐使”、“七情和合”、“四气五味”、“阴阳配合”等理论，并提出“疗寒以热药，疗热以寒药”原则，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结合起来，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用药理论。对药物的功效、用法、主治、服用都有一定的论述，便于临床应用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，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，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，被历代医家所珍视。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，作为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，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都证明《神农本草经》中对于所载药物的功效认识大部分是正确的，其中许多药物至今仍然在临床广泛应用，比如人参补益、黄连止痢、麻黄定喘、常山截疟、大黄泻下等。其记载的158味药物被选入1977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。

《本经》局限性

《本经》虽经后人归类为医学传统经典，但严格站在医学角度来说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，《本经》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。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：

①药物总数的确定拘泥于术数。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，正好与一年365日相合，这倒并非巧合，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当时掌握的药物数量已经远超此数，但由于受到术数思想的影响，所以从中选取了365种药物，“法三百六十五度，一度应一日，以成一岁”。在汉代以前，人们认识的药物已远不止此数。据资料统计，《山海经》有药物124种，《诗经》中提到可入药的动植物100余种，《五十二病方》运用药物247种。《本经》载药拘泥于365之数，许多汉代常用药物，如《急就篇》中提到的艾、乌喙，《金匮要略》和《伤寒论》方中经常使用的芒硝、白前、桂枝、香豉、白酒、苦酒等，《本经》均未收入。以致遗落了许多汉代常用药物。

②部分药物学理论受儒家思想影响，而脱离临床实践，如《本经》“上药为君”的配伍原则和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。“上药为君”是汉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，是《本经》作者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。上药应天，在方剂中的地位只能居于最贵，故为君，同样的道理，中药应人为贱，下药应地更贱，故只能居于臣属佐使的地位。《本经》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，强调方中君药的唯一性，臣多于君，佐多于臣，使多于佐，“药有君臣佐使，以相宣摄合和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，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。”这正是儒家政典模式的缩影。这种理想化的君臣格局，对临床用药指导意义不大。

③受方士的影响，片面夸大药物的养生延年作用，在汉代的方士们看来，金石不朽，炼饵食之，其效用更在草木凡品之上。故《本经》中金石类药物占了很大的比重，共45味，占全书药数的12%，这一比例居历代本草之冠。

④对金石类药物的功效和毒性存在错误认识，故对后世造成不良影响：关于金石类药物的医疗作用及其毒性，早在周代即有认识。《周礼·疡医》：“凡疗疡以五毒攻之。”郑玄注：“五毒者，石胆、丹砂、雄黄、矾石、磁石。”可这几种有毒的石药，在《本经》中除矾石标“有毒”列入下品外，石胆、丹砂居上品，谓其多服久服不伤人，雄黄、磁石在中品，亦大言其“轻身、神仙”之奇效。这与汉代方士对金石药物的崇信合辙，也为魏晋文人服寒石散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⑤《本经》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、采收时间、炮制方法、品种鉴定等内容，这一缺陷直到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中才得以克服。尽管以上诸多局限与缺陷，《本经》在药学史上的贡献仍然是不容抹煞的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（摘自李经纬 《中医史》）